“作为国有银行的大股东，财政部如何看待‘对国有银行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的担心’?”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第一个发问。这一问题背后透露的担忧，来自于经济下行之下处于增加态势的不良贷款率，有可能随着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会继续增加。

　　“火药味很足，上来就问了一个这么尖锐的问题。”楼继伟微笑着回应说，银行不良率的确在温和上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暴露出结构性问题，其中就有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情况。很多国家处理的好，是两方面共同作用：一方面是市场机制作用，按照契约原则、按市场的规则来处理。另一方面，政府适当加杠杆，帮助系统性较强的金融机构，使他们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

　　“那时候，有的国家把私营银行临时国有化。比如美国，也采取了一些超常规措施，使得这些金融机构发挥正常作用。面对不良率上升，大家都在担心!”楼继伟进一步说，但这与是不是银行的大股东关系不大。

　　“当然，中国的情况同2008年许多国家应对危机不同，我们是面对下行压力，条件不一样。”楼继伟说，首先，这些国有大银行都上市了，财政部和市场其他投资人、股东一样，他们担心的我们也一样担心，倒不是因为是大股东就得“怎么样”担心。他说，如果这些银行加强了拨备、减少利润等，国家财政作为出资人和其他股东是一样的，对他们适当帮助。但并不因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涉及较多，或是因为他们是国有的就特别对待，而是会从整体考虑。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心态还比较平和。”楼继伟幽默地说。

　　“有的方面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楼继伟说，一方面因为在转换过程中，大家观念需要转化，旧的思想观念、利益藩篱也是干扰改革实施的阻碍。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之下坚决地推进、要啃硬骨头。同时，还要增强各方面的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

　　“如果说哪些方面没有达到预期的话，税制改革总的比我们原来预计稍微慢了一点。”楼继伟说，去年政府工作报告讲到力争完成营改增，去年没有“力争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军令状”已下。

　　其他没达到预期的，还有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这是个大事。原则上，应当在税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再做。”楼继伟说，地方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房地产税处于财政部配合有关部门立法阶段，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提出方案。另外，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是有前提条件的，需要在财政部顶层设计下，各部门合力推进。楼继伟举例说，如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试点设立了两家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如果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来说，相应增加了中央事权，这就涉及到国家治理的基础，需要各方面共同推进。

　　“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而且是一个顶层设计、各方面配合、协同推进、渐进的过程。”楼继伟说，有的国家通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才逐步把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逐渐合理化，因此我们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适应新常态，推动经济健康平稳的增长?

楼继伟说，首先要保证一些重点支出。在严控 “三公”经费增长，及时压减收入高增长时期支出标准过高、承诺过多不可持续支出的同时，相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支出，安排给地方更多自主可支配财力。比如，按照脱贫目标增加扶贫方面的支出、老少边穷地区的转移支付;今年安排了五千亿中央基建支出，压减那些小、散项目，集中用于属于中央事权的、跨域的、公益性比较强的重大基建项目。

同时，安排1000亿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方面的支出。“今年预算安排了500亿，明年准备再安排500亿。”楼继伟说，根据各地方完成去产能任务的情况，这个数字也可以调整。比如和去产能的规模挂钩，考虑安置职工人数、当地财政困难程度等。

“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虽然拟准备方案是17%的标准税率并不提高，但由于包括道路、厂房等所有不动产可纳入抵扣，实际税基就缩小了，造成了减收。”楼继伟说，此外要加强统筹，两年以上结转就不能再结转了，督促前几年结余资金较多的一些地方加快使用，实现保支出、保重点等。

2016年，政府新增债务额度1.18万亿，比去年6000亿扩大了近一倍，新增债和置换债出现 “双升”， 还有无赤字空间、如何控制财政风险?

“看有没有赤字空间，关键看赤字是干什么用，以及财政政策做适度的支撑之后经济的恢复能力。”楼继伟说，我们对赤字的使用保持着“黄金原则”，就是债务用于资产支出，留下了很多优良的资产，而非用于基本支出。对此，他通俗地解释说：借钱可以买房子，但“吃饭”要靠发工资。

“我们保持这条防风险的底线。再有，就是防止地方政府在《预算法》规定之外出现新的债务口子。”楼继伟说。

个人所得税改革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话题。个税起征点会不会提高?

对此，楼继伟解释说，所谓起征点，就是工薪所得减除的费用标准，也曾多次上调过这一费用减除标准。事实上，和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我国所实行的是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但改革方向应当是综合所得的减除标准，因此在“老框架”下继续提高起征点是不符合改革方向的。

“我记得我去年就回答过，简单地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楼继伟说，一个人5000元工资可以把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赡养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就不是我们的改革方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个人所得税改革一直想做，为什么还未做到?“太复杂了，现在有11项个人所得收入，要将其综合在一起。这还不是一个简单的工薪项下的扣除，而是说要做分类的一些扣除。”楼继伟举例说，比如说个人职业发展、再教育费用的扣除;再如抚养一个孩子，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大学阶段，都要给予扣除。而且放开“二孩”政策了，大城市和小城市费用也不太一样，税法对此总要有统一的标准。

“另外还需要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楼继伟说，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的要求，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接下来，更复杂的在执行方面，根据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进行完善。

“营改增试点下一步推进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是最大的难点。”楼继伟说。

难在哪里?他回答说，首先是因为人多，“这四个行业占了大致960万户，光是生活服务业就占大头。而且对应的这部分营业税原来的是1.9万亿，占原营业税总收入约80%。”

为什么必须改革?“营业税是按照企业流转额、交易额征收的税，会妨碍企业优化经营模式。”楼继伟说，如果把某一个销售环节或是研发环节独立出去，就形成了新的交易额，要再征一次税。“所以，要打通这个抵扣链条，在每个增值环节征税，就可以减少重复纳税，有利于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他表示。

“税率的设计也要简洁，要考虑企业的税负变化，还要兼顾财政的承受能力，所以设计比较复杂。”楼继伟说，可以做到行业不增负，但不能保证每一个企业在实行营改增时税负都不增加。据介绍，对于企业租来的房产、投资的不动产，新投资的部分可以参与抵扣，但以前投资的不动产不能抵扣。“这在开始阶段可能有税负的变化，需要逐渐消化。”他说，不过企业若投资量较大，抵扣额也大，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一两年不用交税的情况。

营改增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怎么办?“中央和地方都会减收。总体考虑，维持目前中央和地方财力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安排过渡性的中央地方收入划分办法，来解决地方收入减少问题。”楼继伟说。

今年1月份，曾有一家投行认为，债务负担很重的国家最终会出现经济危机，以及经济放缓。对此，楼继伟回应说，“确实有这个现象，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各国都不太一样，美国现在债务率比2008年高了很多，但是经济在复苏;而有的国家债务率非常高，但持续紧缩，还没有从危机中走出来。

楼继伟表示，目前中国政府债务并不是很高，特别是中央财政还有继续发债的余地。“我们要解决债务不规范的问题。如果债务都按《预算法》规定是显性的，不是变相发债，就不用担心。”楼继伟说。去年全国人大核准了地方债务余额是16万亿，其中15.4万亿是2014年底以前的地方债务存量，这个存量中有1万多亿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过的债券，剩下的是非规范的债务。

楼继伟说，去年下达3.2万亿置换债券解决到期存量债务，今年地方还有5万亿左右债务到期，因此继续允许地方发行债券置换到期债务，明年再做一些基本就置换完了。

“以后只要在债务余额控制好的情况之下借新还旧，不是大问题。”楼继伟说，需要注意的有两方面。一是对于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经济增速放缓时需要地方政府代偿的比例会扩大，需要做好控制;另一方面，防止利用各种方式变相发债。以后也要关注和规范PPP项目，防止其是变相的借债。

“像这样把债务的风险控制住，就不会给经济造成大的伤害。”他表示。至于目前，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全社会降杠杆的情况下，政府要适度加杠杆。楼继伟说，只要全社会的杠杆能够逐步降下来，政府的杠杆也逐步可以释放，这是一个相互替代的过程，也是政策必须考虑的。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十分不足，以及工资过快上涨可能会影响企业投资意愿，这也是很多台商过去几年一直反映的问题。

对于来自台湾经济日报记者的提问，楼继伟回应说，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劳动合同法》保护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它构建的是标准工时用工模式，不太适合于灵活用工的模式，对于新入职、特别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实际就业是有歧视的。

“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解雇等处理，那么位置就占着，对新入职的就形成歧视。”楼继伟进一步说，相比之下，那些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是灵活用工的，有订单的时候才招工并签订临时合同。

他认为，从产业角度来说，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转向其他国家，减少了就业机会，那么最终损害的是劳动者。“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还可能导致了薪酬的过快上涨。这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 楼继伟说，财政部是个宏观部门、综合部门，看到这些问题要指出来，因为会对整个经济、财政收支产生影响，但至于要不要修法、怎么修，不是财政部的事。

另外，“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到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这是否意味着在“五险一金”之外要多交一份保险?

“这个问题探索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首先它不仅仅是有地方住，还得带有一定的医疗资源做配套。我们鼓励其把医疗和医保打通，从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好事。”楼继伟说，至于资金来源，除了个人负担，通过政府采购提供一定的支持。至于是不是要出现一个新的险种，目前为止还没有予以考虑增加。